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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家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及解决构想
                来源:澳门金沙js7799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8/7/13 字体: [大][中][小]

                    当前我国家事案件执行出现了新的特点,大量该驳回执行申请而不能驳回;应强制执行绝大部分无法强制执行;需要多年连续执行的无法合理执行;需要采取刑罚措施的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执行中需要“再调解”的占相当的数量。虽然家事案件在执行案件总体上虽然比例不大,但执行一起家事案件的时间、精力投入往往多于其他类型执行案件,尤其家事不可替代行为的执行最为明显。如何在执行中兼顾申请执行人与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便成为家事案件执行的研究方向。为解决家事案件执行的问题,应引入刑罚以弥补家事案件执行中强制措施之不足,应加强审执配合以实现家事案件审执的无缝链接,应确立独特的家事立法与司法执行理念,应创制独有的家事立法与执行规则。笔者撰写本文从分析家事案件难以执行的原因,构建家事案件的执行机制,以期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家事案件  执行难   完善建议

                    一、家事案件执行的特点

                    (一)执行主体特殊。普通民商事案件,尤其是契约纠纷案件发生在市场交易主体之间,因而这类案件的执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陌生人关系,可以做到案结事了,家事执行案件的执行主体特殊: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存在亲情或血缘关系,且这种关系不因双方纠纷的存在而消灭。比如抚养费、赡养费的执行案件一般发生在父母子女之间,他 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且不因双方有纠纷而消灭;继承及分家析产的案件多发生在亲属之间,亲属关系同样不会因存在纠纷而消灭;夫妻双方离婚以后虽然婚姻关系已消灭,但因子女这个纽带联系而存在的亲情关系同样会影响以后双方的生活。此种特殊性使得家事案件的执行不可能像一般民事案件那样简单执行了事,应维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尽量为当事人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创造和谐安定的环境。[1]

                    (二)执行标的特殊。执行标的是案件执行的重要内容,是债务人用以履行义务指向对象,包括物或行为,特殊情况下执行标的也可以人身,如探视权的执行。家事案件的执行标的比较复杂,包括财产行为甚至人身。其中赡养费、扶养费等执行标的是财产,探视权的强制执行一般情况下为行为,但如果无监护权一方拒不交出子女给另一方探视,此时的执行标的就转化成未成年子女人身。因此,执行标的的特殊性使得家事执行案件与一般执行案件相比有较大的不同,执行过程也比普通案件难执行。

                    (三)执行方式特殊。家事案件其实在审理阶段如果双方不能协商好,矛盾较深,对家庭亲情关系已构成伤害,进入执行后就应考虑案件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应尽量修复已受伤害的家庭、亲情关系。因此这类案件的执行应始终遵循“和为贵”的执行理念,要以如何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恢复当事人之间的感情,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促进家庭等和谐为根本目标。强制性措施尽量不采取,重要的是通过交心、谈心,和谐执行等适当的方法,使被执行人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动真诚地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积极修复原有的家庭、亲情,维护良好的婚姻家庭秩序和社会关系。

                    (四)执行后果影响特殊。家事案件的执行往往影响深远。如定期支付抚养费、赡养费以及探视权的行使都具有较长的执行期性和周期性,可能需要执行多次,另外也有可能存在这一次执行较顺利,下一次执行被执行人就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躲避执行或拒不履行。因此家事案件的执行具有周期性长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在执行此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这些特点。

                    (五)大量无需强制执行的家事案件申请强制执行的,该驳回执行申请而不能驳回。家事案件有相当一部分为确认之诉,即关于确认车辆、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生活日用品等财产权属的纠纷。此类案件绝大部分当事人对财产归属无争议、调解结案,只是基于有关产权登记机关的要求而不得不申请强制执行。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63条第1款的规定,对此类确认之诉的强制执行申请,理应以裁定形式驳回。但实践中若裁定驳回,又会导致当事人无法取得相应的财产权益;为避免此种现象,执行员往往只好越权在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中增加产权变更登记的内容。

                    (六)应当强制执行的家事案件,一部分无法强制执行。家事案件中探望权与变更抚养权案件的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往往无法强制执行。[2]一是找不到被执行人及其子女的下落导致申请执行人心存不满;有不少被执行人不接受传唤,甚至为规避执行离开住所地,致无法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误认为执行员渎职,甚至以为执行员受贿,对执行员产生怨恨,严重时发生过激行为。二是强制执行引发被执行人对抗情绪,若采取冻划存款、拘留、罚款等财产措施,可能降低子女生活水准,故执行员通常会陷入只能拘留被执行人的境地,但这极易引发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有被执行人挟子女以拒执行,导致无法实际拘留。三是探望过程引发对子女的心理伤害,探望权执行时,执行员和法警在场并进行现场录音录像,会导致子女心理波动,不及时疏导会造成心理伤害。四是反复长期执行的风险,判决书或调解书确定的探望权频度一般为每周一次,导致有申请执行人在前次强制执行刚完毕即申请下次的强制执行,有申请执行人甚至每周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导致重复立案、长期在执。五是借探望权执行之名行争抢抚养权之实,有申请执行人不愿合法变更抚养权,利用执行探望权之际实施抢夺子女之实,若执行员监督不严,导致子女被抢,引发被执行人对执行工作的严重不满,有的甚至以自杀相威胁要求法院执行回子女。

                    (七)需要多年连续执行的家事案件无法合理执行。这不仅导致重复立案,而且也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强烈对抗情绪。

                    (八)需要采取刑罚措施的家事案件当事人,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拒不履行家事案件法律文书的刑事案件至今很少。一是执行员对刑事法律法规不熟悉,不懂如何向公安机关移送;二是现有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严重落后执行法律法规的变化;三是很多执行员不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的规定与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等衔接问题,还亟需进一步研究;四是基于家事案件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社会危害性低的认识,侦查机关不认可追究家事案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九)需要“再调解”的家事案件占相当的数量。家事案件当事人矛盾大、容易引发其他社会问题,故强调调解优先,能调的调、不能调的也调。有的审判庭法官过于尊重双方当事人,为结案不实质审查,作出调解书不合法或有瑕疵。执行员应当提起再审但没有提起再审,而不得不“再调解”的家事案件数量不少。

                    二、家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一)被执行人或案件相关人因素。被执行人自身道德或法律素养的缺失、基于家事其他琐碎纠纷缠绕抑或对执行依据的不认可、与申请执行人的积怨;案件相关人的不认可、不配合等均会造成家事案件“剪不断理还乱”的执行现状。

                    (二)某些间接执行措施的可适用性偏低。部分案件执行中难以采取间接执行措施或采取后容易造成被执行人进一步抗拒执行的恶性循环或产生不利后果;正因为如此,目前的间接执行措施不能足够对家事案件被执行人的造成心理压力,迫使其履行。每种措施各自存在弊端,形成合力效果不明显。

                    (三)执行人员的能力要求。家事案件的执行不仅需要执行人员从情理、法理等角度予以释明,更需要执行法官自行裁量、慎重把控执行措施。而在执行结案压力下,多数执行法官无太多时间、精力去综合分析这些因素。[3]

                    (四)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等 “三费”案件的执行因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往往会想方设法拒绝履行或者将财产进行转移,然后将伪装成一无所有很可伶的样子,让执行法官无法执行或在应当履行的时候躲避执行,赖一天算一天;有的甚至干脆移民出国,彻底断绝与权利人的联系,让法院执行不能。有的被执行人在法院执行措施的强大威力下,虽然勉强答应给付费用,但在实施中却用使申请执行人非常难堪的方式进行义务的履行。更有甚者一些应当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在被强制执行了物质性的赡养费之后,将年老的父母视为陌路,甚至侮辱、谩骂自己的父母,断绝往来,让父母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和煎熬。同时探视权案件执行,尤其是执行年幼未成年子女探视权案件,需要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配合,然而由于离婚双方面临离婚的残局往往已使双方结下了怨恨,抚养孩子的一方常常不愿履行协助探视的义务,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成惩罚对方的工具,所以不仅对方按照法律规定来探视时不予协助,就是法院来强制执行,也会想方设法予以阻扰。从立法层面上看,探视权的设立,主要是从满足父母亲情的角度进行规定的,所以能够较好地满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对子女的关心、抚养、教育以及的情感交流等,探视权是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一项权利。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被探视的子女可能拒绝父或母的正常探视,这时,法院是否应当强制执行?又如何强制执行?再加之案外人阻挠。当子女的父母依法前去探望时,会遭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直接或间接的拒绝。司法实践中,执行法官对此也无良策,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亲属有协助执行探视权的义务。与此同时法院执行力量有限导致探视权执行难。因为探视权案件执行中会遇到诸多不配合的情况,所以强制执行探视权常常需要法院执行人员陪同进行,甚至有些案件每次都要陪同。但司法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案件都能做到如此,同时如果执行法官每次陪同探视反过来可能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法院有时不得不中止或终止探视权案 件的执行。[4]

                    (五)家事案件执行立法缺失也是导致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就家事案件的执行问题进行特别规定,导致这类案件在实践中往往按照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思路进行,很少顾及案件的特殊性,其执行难似乎就成了命中注定之事。因为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家事案件的执行量身定做适合的法律规范,所以案件特殊的执行理念、执行原则、执行措施、执行程序等无法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体现,使案件的执行一方面陷入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也使法院承受着执行“无情和非人性化”的不良评价。这也与缺乏法定的执行措施有关系。既然是执行,就有相应的执行措施,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等,对家事案件执行不是很适用,一旦适用这些措施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甚至加剧双方的矛盾,显然这是与家事案件执行的初衷相违背的,不利于社会和谐。同时当事人自身素质不高、不良的社会环境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家事案件执行的最大障碍是被执行人不予协助和配合,拒绝合作的原因有些是因为与申请执行人积怨很深,故意为之;还有些则完全是由于其自私自利的本性、不良的社会环境导致。同时家事立法违背家庭伦理与司法实践脱节。家事立法内容不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操作上还存在可商榷之处。以《婚姻法》关于探望权的规定为例,第三十八条只强调了父母的探望权,将子女视为探望权的对象客体,对离婚父母不行使探望权未规定惩罚措施;没有考虑到家庭其他成员的探望愿望,尤其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孙子女探望需求,与传统家庭伦理不合,实践中往往不让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屡屡引发冲突。这与家事立法与司法整体性思路的缺乏有关。家事案件执行中,有些问题看似互不相干,但往往又相互交织,呈现出与其他民商事案件完全不同规律。由此一发的赡养费执行多由父母对财产的处分引起。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子女不给或少给付赡养费,引发父母扬言或作出不允许子女继承的遗嘱;第二种情形,父母先扬言或作出不允许继承的遗嘱,引发子女不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执行与探望权交织在一起。抚养费执行,被执行人往往反映申请执行人先不允许探望才不给付抚养费;探望权执行,申请执行人往往反映给付了抚养费,但被执行人不允许探望,而被执行人往往又反映抚养费给付晚了才不让探望。抚养费不给付在先还是不让探望在先,双方各执一词,很难查明,但双方又纠缠于此。在无书面证据情况下,当事人陈述认定带来的执行困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很难在家事案件执行中适用,经常出现强制执行就会实质上侵犯举证不能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不强制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又不依不饶的现象,严重考验执行员的内心确认。

                    (六)家事案件审执衔接不足。审执分离是当前执行权改革的方向,其特征是区分审判权和执行权:实体问题通过审判程序处理,程序问题通过执行程序处理。但在推进执行权改革过程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审判和执行工作割裂,导致审判归审判、执行归执行,审判不顾执行。过于强调审执分离,导致对家事案件的审判过于重视结案,不顾实际执行效果,将矛盾留给了执行员。同时一些强制执行措施不适用于家事案件的执行。现行关于强制执行措施的规定,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和第二十一章的规定。这些强制措施,对于普通民商事案件有一定的效果,但对家事案件的执行,可能完全不适用或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

                    三、破解家事案件执行难的措施与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婚姻家庭、继承案件的判决或裁定,有履行义务的一方拒不履行判决或裁定所确定的义务,法院依当事人一方的申请可 以强制执行。但是对于一方按判决依法行使监护权而另一方拒不履行的时候如何操作,法律规定不明确,只能按照其立法精神理解法院应该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但是有些身份关系案件的执行比如探视权、监护权的行使相比一般家事案件有其特殊性,关系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一旦强制执行,无疑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生理和心理伤害,是法院执行的一大难点,各地法院具体操作中也不尽统一。法律应当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出发,作出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5]

                    (二)慎用强制执行方式。强制执行和说服教育相结合是我国民事执行中一条基本原则,近年来有观点认为说服教育降低了强制执行制度的透明度和专门性,从而使法或程序性的判断基准 于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向道德性判断基准的位移。笔者认为家事执行案件应强化说服教育方式,有利于家庭和睦方向执行。如果被执行人对抗情绪严重,简单粗暴的执行方式很容易使本已脆弱的家庭、亲情关系矛盾进一步激化、恶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消解当事人与执行法官之间的信任关系,同时还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在执行家事案件时,应慎用强制执行方式,首先要摸透被执行人所思所想,找出当事人之间纠纷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尽量使家庭关系回复到纠纷前的状态,这样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当然,所谓慎用并不是不用,而是强调要把强制措施作为穷尽一切说服手段后的最终措施和威慑力量,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可以采取查封、扣押等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对被执行人可以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要让其充分认识到,从道德上讲父母的养育之恩应当回报,从法律上讲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永远存在。充分的说服教育手段不能解决问 题时,再考虑运用强制执行的方式。

                    (三)充分利用其他力量强化执行。注重维持当事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原则。家事案件的执行不是"一锤子"买卖,当事人之间通常存在着浓浓的亲情和血缘联系,即使案件执行完毕,之间的亲情和血缘联系也不因此消灭。这一背景使得家事案件的执行目标和价值追求必然高于一般案件,它不仅要求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能够实现,而且还要求当事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维持;不仅要求物质性的权利能够实现,而且要求申请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情感上不因此受到打击和伤害。它的价值追求是和谐和双赢。都不希望因为强制执行,而使婚姻家庭中的当事人反目成仇,也不希望未成年子女在强制执行中的遭受侵害。只有确立注重维持当事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原则,执行法官在执行中才可能努力钻研业务,有意识地探索执行艺术,使家事案件的执行真正实现和谐和双赢。家事案件的执行可以充分借助其他社会力量,[6]采取“多对一”说服教育,形成“组合拳”以公民或组织可优先作为协助说服教育被执行人的主体。执行人员可以向基层组织或工作单位发出“邀请执行书”,注明邀请执行事项,请求该机构向被执行人释明法理,配合法院开展说服教育工作。亦可向基层组织或其工作单位送达“司法告知书”,告知被执行人在何案件中未能履行何种义务,并建议单位、组织等在评选优秀、职位晋升、基层组织选举等方面将未履行情况纳入考量范围。同时被执行人所信赖的公民或组织、协会、社团等。基于这些人员或机构并无法律上的协助义务,执行人员可以以谈话方式建议对被执行人开展思想工作。此外亲戚朋友的介入也能对案件的执行产生良好的效果。亲戚朋友与当 事人的关系更近,对矛盾纠纷的了解也较清楚,意见往往能影响当事人的行为,促使其采取一定的行动。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应当充分掌握案情,尽可能多的了解案件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寻找可能的突破口,以期实现良好的执行效果。

                    (四)集中承办家事案件的执行团队。在法官员额制改革背景下,目前全国各地开始逐步推广执行团队化办案,如果一个法院单独由某一个团队专门处理家事纠纷案件,难免造成案件承办不均衡的局面。因此家事案件应固定某个执行团队集中处理,而这一团队在承办家事案件同时,也兼顾其他类型纠纷案件。至于家事案件与其他案件的数量比例上,则需要执行法官与执行部门负责人视具体情况分析确定。

                    (五)以间接执行措施为基础,增强影响生活类执行措施。在家事纠纷中,影响生活类执行措施最有效。因为这类措施通过影响被执行人生活,既能使其在“熟人社会”下产生羞耻感,又能限制其出行、消费等造成诸多不便,从而对其产生较为强烈的心理压迫,兼具说服教育的柔性与执行措施的刚性。[7]

                    (六)创设“特定义务未履行人”执行措施。确立“特定义务未履行人”体系,并将这一体系纳入“征信系统”。此处的“特定义务未履行人”体系是指将家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在纳入失信名单的基础上,单独再行纳入另一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影响范围要广于已有的失信体系,但不实际限制被执行人的相关权利,仅达到对其生活产生影响、心理产生压迫后自觉履行目的。依照目前法律规定,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后将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这一体系得以实施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并得以落实。而对于家事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可将“合作”范围予以扩大,与民政部门合作,将被执行人纳入民政部门相关查询系统备案,在其将要办理结婚登记时,民政部门可提醒“准配偶”,其将要结婚的对象系“特定义务未履行人”;与社会保障部门合作,在被执行人参与养老、医疗时提醒养老院、医院等机构,被执行人曾在某起家事纠纷中未自觉履行义务等等。

                    (七)引入刑罚,弥补家事案件执行中强制措施之不足。刑罚具有谦抑性,但家事案件的执行必须有刑罚的最终保障。否则单独依靠民事强制执行措施,甚至寄希望于执行员凭借说服当事人自动履行。所谓“靠嘴执行”,实在无法解决执行难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后,应大力提倡刑罚在家事案件执行领域的适用。另外家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在不能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时,能否适用遗弃罪、虐待罪等罪名尚未有定论,实践中也没有相关判例。笔者认为对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照刑法第261的规定,认定遗弃罪不存在任何问题。建立强制执行措施与刑罚的有效衔接,以刑罚的严厉性作为最终保障,能够部分解决家事案件的执行难问题。

                    (八)邀请媒体参与报道。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思想影响着每个人,这就使得每个人尽最大可能遮掩“家丑”,而“家丑”却可以借助媒体“外扬”。因此有必要借助媒体报道对被执行人产生心理压力,也争取申请人做出相应的妥协,以促成家事案件家里了结。

                    (九)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延伸司法关怀。家事案件的执行达不到一般意义上的“案结事了”,办案人员应及时了解案件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对于有些被执行人确实存在履行困难而申请执行人又需要靠被执行人给付生活的,可以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帮助申请人基本生活所需,体现司法关怀。有些案件在执行完毕以后还应当及时回访,主动关注案件执行的后续情况。多做双方的思想工作。通过回访可以了解当事人各方的生活,同时进行总结、分析和解决,利于以后类似案件的执行。[8]

                    (十)加强审执配合,实现家事案件审执的无缝链接。我国家事法庭建设尚不发达,绝大部分地区的家事案件虽已实现专人审判,但没有专人执行,家事执行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家事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又始终处于两张皮状态:审判不顾执行,导致执行中大量“再调解”现象存在;执行中指责审判,一旦发现法律文书存有瑕疵或错误即消极执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家事案件的审判与执行之间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尤其是审判员应多听取执行员的意见,尽量避免作出无法实际执行的法律文书;执行员应当及时向审判员通报执行状况,在具体案件中亦应当如实告知当事人法律文书瑕疵或错误,若当事人达不成执行调解或和解协议,应及时作出驳回执行申请裁定,并告知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或另诉解决。实现家事案件审判与执行的无缝链接,能够部分缓解家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

                    结语

                    我国目前的家事立法受到民商事立法的严重影响,导致家事立法的特殊性不够。司法实践中家事案件审执混同于其他民商事案件,不具有独立性。确立独特的家事立法司法理念,具有决定意义。要建立我国家事案件执行独有规则的创制,也还属于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则,亦能统一各地司法适用。对类似家事案件执行中的具体规则的创制,有利于形成家事案件执行的独有规则体系,能够有效地部分解决家事案件执行难问题。

                    注释

                    1、季凤建《家事案件执行难问题新探》中国法院网2016年3月24日

                    2、胡发富《如何解决探望权纠纷案执行难》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月21日第二版

                    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法院立案、审判、执行工作相协调的调查与研究》载齐奇主编《执行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4、陈都冉《浅谈家事案件之执行》徐州法院网2011年12月1日

                    5、童兆洪《我国执行体制和体制的创新于完善》载齐奇主编《执行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20页

                    6、赵红旗《家事案件执行如何突破“难上加难”困境》法制日报2017年8月31日

                    7、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8、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中国网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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